被忽视的1935年:王明与《八一宣言》(三)

“新启蒙运动”取得了极大成功,可说是为党立下了巨大功劳。“风高放火天”,如果说救亡如狂风,那陈伯达等人则十分敏锐地迎风放了一把火。于是,火借风威,迅即成燎原之势。由于“新启蒙运动”以激进的救亡姿态出现,于是便获得了极大的合理性、合法性和“合情性”,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。“救亡”与“左倾”成了同义语,要救亡就必须选择,成为许多人尤其是青年知识者的共识。

被“新启蒙运动”所“启蒙”的李慎之先生在《不能忘记的“新启蒙”》一文中回忆说:“30年代的书店里,的书籍越来越多。”“我可以以过来人的身份证明……在抗战开始以后,‘新启蒙运动’是大大扩大了而且加深了。由于空间的扩展,无数员和左翼文化人参加到启蒙的行列中来,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(照当时延安的标准,从正式的大学毕业生到好歹念过几年书的小青年统统叫做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’)都自愿接受这样的‘新启蒙’,跨度大到现在70岁以上至90岁以下长达20岁的这个年龄段。其中许多人最后参加了中国,大大壮大了中国。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,‘新启蒙’的成就表现为风起云涌的,以至被称为是‘第二条战线’”。

有许多资料可直接或间接地说明,“新启蒙运动”展开后,“左翼”书籍的普及程度。1936年10月22日,尚在陕北保安(两个多月后迁延安)的,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、刘鼎写信,布置了这样的任务:“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,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,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(例如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,柳的《街头讲话》之类),每种买五十部,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,请剑兄经手选择,鼎兄经手购买。在十一月初先行买几种寄来,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。”(《书信选集》,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)从西安购这类通俗的“左翼”书籍,供干部学习,固然说明了这类书籍怎样影响了延安的干部,但也同时说明了,在统治区,这类书如何常见。

其实本人也是“新启蒙运动”的巨大受惠者。到达陕北前,在党内一直受着留苏派的理论压迫。王明、博古等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杀回国后,更视为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“土包子”。“山沟里怎么能出马克思主义?”——面对这样的诘问,只能哑口无言。“遵义会议”上夺取了军事上的话语权,后来,政治上的话语权也逐渐夺得,但在“延安整风”前,理论上的话语权一直在博古、张闻天等人手里。

1937年11月,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达延安,更让感到沉重的理论压力。理论上的劣势,一直是的软肋,当然也是他巨大的心病。到达陕北前,客观条件不容许在理论上武装自己,到延安后,客观条件可说是充分具备了。国共合作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,使得可以安全、安心、安稳地在延安安营扎寨。三个师派出去了,也无须多操心抗战的具体事情,时间大大地有了。而各种宣传、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的大量出现,也给在理论上的补课提供了极大便利。几乎所有的传记和关于读书生活的著作,都要说到延安时期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主义理论,而该时期出现的“新启蒙”著作,无疑也在他攻读的范围之内。他写信令、刘鼎选购这类书,说明他对这类书相当熟悉。

抗战爆发后,陈伯达、艾思奇、何干之都到了延安,陈伯达还成为的秘书。从这一时期写给这些人的信可看出,毛不但读他们的书,还时常向他们“讨教”,与他们切磋。例如,1937年9月,曾给艾思奇写了这样一封信:

你的《哲学与生活》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,我读了得益很多,抄录了一些,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。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(不是基本的不同),请你再考虑一下,详情当面告诉。今日何时有暇,我来看你。

《哲学与生活》是艾思奇继《大众哲学》之后,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“马克思主义哲学”的书,1937年4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。这是典型的“新启蒙”读物。不但细读,竟然还作摘录,竟然还把摘录送请作者审阅,竟然还预约时间登门求教,可见学习态度之认真诚恳。这时候,正当淞沪抗战激烈之时,却有时间和心情研究这些,也算是一种福气。一番“恶补”后,推出了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等一系列理论著作,终于在理论上击败了留苏派,确立了思想权威的地位。所以,“新启蒙运动”其实也是“思想”的重要来源之一。

(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、文史学者,本文原载于《同舟共进》2009年第11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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